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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博物馆丨中国戏曲文学

作者: 时间:"2020-03-24 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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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剧本剧本,一剧之本”,文学剧本的优劣时常决定着一部戏的品质。那些流传至今的梨园佳作往往都是案头场上,“两擅其美”。作为戏曲艺术的重要组成,戏曲文学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嬗变,不仅形式体例产生了变化,思想内容更是随着社会历史的更迭闪烁着时代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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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是中国戏曲形成并走向成熟的历史阶段,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剧本的诞生。宋元以前,无论汉百戏还是唐戏弄,都是没有剧本的“小戏”,且不说杂耍角抵之类,诸如东海黄公、参军戏、踏摇娘等虽有情节的记录,但仍没有成熟的剧本形态。


戏曲剧本不仅有指导舞台表演的实践作用,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略过的浓墨重笔。元代杂剧,更是被王国维先生称为元朝“一代之学”,而与唐诗、宋词并列。元杂剧剧本基本是“四折一楔子”的结构,“折子戏”这一名词就是来源于此。从叙事的角度上来理解,“四折”一般相当于故事发展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中国戏曲继承了传统说唱文学的表达“基因”,在戏曲形成初期,这种“遗传信号”表现的更为明显,因此,元杂剧通常每本都只有一位“主唱”。不过这种情况随着戏曲艺术的不断“进化”而逐渐消失,明清时期的传奇戏曲就是人人可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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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西方话剧以演员的台词叙述作为主要的表演方式,中国戏曲是“以歌舞演故事”,音乐是戏曲的“先天养料”,包括剧本文学也要遵循音乐的规律。元杂剧和明清传奇都是“倚声填词”的文学形式,也就是按照“曲牌”的规律来填写唱词,称为“曲牌体”,这种体例在“百戏之祖”昆曲的身上保留了下来。而京剧等花部戏曲的兴盛带动了“板腔体”文学形式的繁荣,为戏曲剧本输入了更为自由的新鲜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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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戏曲文学发展历程,大量经典作品的出现,往往标志着当时戏曲艺术的繁荣。

古代戏曲文学主要有四种题材,

即历史、爱情、公案、伦理,

感兴趣的朋友一起来了解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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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篇:

中国有句古话:“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历史题材一直是文人作品中的“常客”,创作者通常是借过往之事,抒当代之思,借古讽今或者鉴古知今。

例如:《赵氏孤儿》是一部取材于《左传》、《史记》等史料的历史故事,透过这面“镜子”作者想要折射出怎样的社会现实和情绪呢?《赵氏孤儿》全名《赵氏孤儿大报仇》,顾名思义,这是一部以“复仇”为主题的元杂剧,也可以归为一部“类型剧”。它全篇仅围绕“复仇”这一主题思想,贯穿以“牺牲-复仇-正义战胜邪恶”的线索,角色采用标签化的处理方式,善恶分明,内心情感冲突并不是剧作要表达的重点。结合作者创作此剧的社会背景,“复仇”情绪的来源不难追溯:元朝的民族冲突和民族压迫,使当时沦为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倍感不公和愤怒,群体“复仇”和“复国”的情结凝结在剧中赵氏一族仅剩的“根脉”身上,“赵氏孤儿”的形象就不再是一个仅为家族复仇的个体了。

文学作品是时代的“代言人”。如果说元杂剧《赵氏孤儿》体现了当时复杂的民族冲突状况,那么法国文学泰斗伏尔泰在此基础上所改编的《中国孤儿》,则是闪烁着“启蒙运动的理性之光”了。

《赵氏孤儿》是目前已知最早介绍到欧洲的中国戏曲作品,伏尔泰所改编的版本应该是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伏尔泰作为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对这部作品进行了全面的文化改写:将原本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贵族身上的故事,转移到蒙元时期成吉思汗的身上。“一代天骄”从残暴野蛮到被道德力量感化而“放下屠刀”的转变,不难看出启蒙思想中“理性、科学和艺术的功用,认为文明必然战胜野蛮”的主旨,以及对开明君主制的宣扬。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往往在于其“推四海而皆准,传百代而常新”的生命力,在不同时代和地域的语境中,可以通过不同的解读,启迪人们的思考,始终熠熠于星河。2010年陈凯歌导演的电影《赵氏孤儿》以当代的视角重新解读这一经典著作,撕去人物身上的类型标签、还原剧中角色复杂的人性,传递出多元化的时代思考和价值判断。

爱情篇:

爱情是古今中外文学的一个永恒主题,最能引发人们的共鸣。而古今中外的青年男女在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的道路上,似乎都横亘着一座名为“父母之命”的大山。

例如:《西厢记》中的白衣书生张君瑞和相国千金崔莺莺,两人于普济寺中暗生情愫,无奈英雄救美的传统戏码无法撼动崔老夫人根深蒂固的“崔家世代不招白衣女婿”的门第观念,于是就有了传诵不绝的“长亭送别”经典片段。“长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种特殊的意象,如同今人看到玫瑰会想到爱情,过去无论是柳三变的“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还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长亭”一物都凝结着浓郁哀怨的离愁别绪。而《西厢记》此幕中“碧云天,黄叶地,北雁南飞。晓来谁染双林醉,总是离人泪”的唱词,不仅道尽崔、张二人分离之苦,也使《西厢记》以“花间美人”的绮丽风格,成为戏曲文学中的璀璨明珠。

出了感人至深的爱情,这部经典留给我们的还有一位“人间月老”——红娘。在剧本中,红娘是女主角崔莺莺身边的丫鬟,她活泼机灵,在男女主人公之间穿针引线,甚至说服顽固的崔老夫人答应下两人之间的婚事,对崔张两人的“牵手成功”可谓功不可没。如今“红娘”已经是牵线做媒的代名词,正是来源于这部经典。

公案篇:

探案类的文学作品在世界范围都广受欢迎,老少咸宜。在中国戏曲文学中也专门有这样一类的作品。下面将要为大家介绍的这部传奇作品,除了情节曲折,诙谐有趣,其本身就具有很强的传奇色彩,有着“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的美誉。

清中期以后,作为中国“百戏之祖”的昆曲式微,甚至面临着绝迹的风险。1956年,作为当时全国仅存的昆剧专业剧团——浙江昆苏剧团携改编后的传奇戏曲《十五贯》进京演出获得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好评。随后,《人民日报》以“一出戏救护一个剧种”发表专题社论,点名表扬了此次改编。这次成功尝试带动了各地昆剧院团纷纷成立,使昆曲艺术得以薪火相传。

《十五贯》这部剧的案件可说是“一句戏言引发的血案”,从观众的角度来看,剧本的重点其实不在于扑朔迷离的案件真相,最大的“看点”是青天大人况钟“调查取证”的手段和过程。他假扮“测字先生”巧妙利用了拆字奇招和犯罪者惶恐又存有侥幸的心理,连哄带吓,就让凶手胆颤心惊的交代了实情。

改编后的《十五贯》被认为是一部反官僚主义的杰作,故事中塑造了自以为是、草菅人命的昏官过于执,明哲保身、漠视百姓的庸官周忱,以及实事求是、正直敢言而又机智过人的清官况钟三位官员形象,具有良好的现实教育意义。其中,况钟这种“青天式”的角色类型在中国文学史上层出不穷,包拯、狄仁杰等更是深入人心。公案剧的确会以曲折离奇、充满戏剧性的故事情节来吸引观众,但深层来看,这种正直不阿,断案如神的官员主角身上,更是寄托了平民百姓对国家政治清明的期待。

伦理篇:

伦理是一定时期内被社会普遍认可的道德准则。这里给大家分享的南戏剧本品名为《琵琶记》,作者高明笔下的男主人公蔡伯喈是个本性善良但性格懦弱的典型文人,他的一生基本可以用“被拒绝”三个字概括:想要承欢膝下被父母拒绝,想要辞官回家被皇帝拒绝,不愿停妻再娶被牛丞相拒绝。这三次拒绝导致了他的家庭悲剧:家乡的父母在饥荒之年被饿死,妻子赵五娘受尽磨难,为寻找夫婿沿街乞食。

或许是由于蔡伯喈的种种行为都不是自愿,作者对他还算是笔下留情。但在民间更为朴素的、讲究善恶有报的道德观念下,“蔡伯喈”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他被塑造成了彻头彻尾的道德反面,作为一个不孝且出轨的男人,最终死于天雷轰顶。

戏曲作为流传于民间的艺术形式,对民众有着潜移默化的道德教化作用。尽管这些道德标准都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都对维系当时的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剧本文学不仅是戏曲舞台表演的基础,更是传递着中国千百年来的思想内涵和人文精神的“中国故事”,是最值得聆听的“中国声音”。接下来我们将参观戏曲场上表演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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